《林纾的翻译》最初发表于《文学研究集刊》第一册（人文版，1964），收入《旧文四篇》（上海古籍，1979）与《七缀集》（上海古籍，1985）时，都略有修订与增补。文中妙绪纷披，胜义络绎；钱氏论译之什，此篇最为钜观。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，发表之初，即令有识之士瞩目。博瞻综赅，融中西学理之长；深识创见，成钱氏一家之言。此文可视为“钱锺书的翻译论”；有一选本（《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》，1983），割取开头三页，自成篇章而另加题目（作《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》），良有以也。文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是：“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‘化’。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，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，那就算得入于‘化境’。”谚曰：“酿得蜜成花不见”。蜂采群芳而酿花成蜜，莫辨其来自某花某卉。若要硬找酿蜜之花，则此句之上，有一节许慎关于翻译的训诂；此句之下，有英人George Savile所设the trans－migration of souls的比喻。假如以为参酌两说，就能开派立宗，提出一条翻译标准，那就把做学问看得太容易了。治学贵在“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，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，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”（《管锥编》页1251引Seneca语）。信哉斯言！
《易·系辞》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”钱氏译艺谈，当与其论文谈艺一致同归。译艺之道，此文归结为一个字：“化”；可谓言高而旨远，辞约而义微。《荀子·正名》曰：“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，谓之化。”译事之“化”，也即躯壳换了一个（状变），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（实无别为异者）。“化境”说，称引颇多，但阐发得似不够，满足于钱氏本人的界说，或许与时下的翻译实绩和译事解会，与“化境”尚存一段距离有关。
钱先生有一则译论，着语无多，谈言微中，似未为人注意：“夫‘译’一名‘通事’，尤以‘通’为职志”（页540）。按“译”以“通”为职志，文学翻译以“化”为最高理想，两条合观，概括说来：译事求通，译艺求化；通为译事的职志，化为译艺的企求。刘勰《灭惑论》有句云：“解同由妙，故梵汉语隔而化通”；很可以拿来点缀本地风光，断章取义，曲解一“通”！
两种文化、两种语言，通过翻译而衔接递代，颇含正反依侍之理，尽管抵牾凿枘，终需离方遁圆。钱公博辩纵横，《林纾的翻译》里就有不少快论隽语，正言若反，纳矛盾于一语，足可辑出一篇“论译诡论”（le paradoxe sur la traduction）。如：“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，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。”“译者得矫揉造作，对原文亦步亦趋，以求曲肖原著者的天然本来的风格。”“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；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，而我们读到了原作，马上掷开了译本。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，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去读原作，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，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。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。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；他对译本看不下去，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。这类翻译不是居间，而是离间……”——“译本……应该……不像译本”云云，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，实际却于谈笑风生中，解决了洋化还是归化的问题。“以矫揉造作曲肖天然本趣”，诚摹拟以臻真诣，强作乃成自然！至于“好译本消灭自己，坏译本消灭原作”，更是语妙天下，脍炙人口。钱氏精通黑格尔著作，这句话从内容到形式，与黑格尔名言警句，酷似乃尔。
钱先生引希莱尔马河（Schleiermacher）说法，举出有“两种翻译法，譬如说：一种尽量‘欧化’，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，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，另一种尽量‘汉化’，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，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。”在正宗“欧化”与正宗“汉化”之间，还有一种夹生现象，“汉化”中带上“欧化”胎记，弄出几句不中不外的“外国中文”，（如译“spoils me”为“敝我”，译“recu le comte”为“收伯爵”，这类“生硬的——毋宁说死硬的——翻译构成了双重‘反逆’，既损坏原作的表达效果，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。”有时，因译者“在尝试，在摸索，在摇摆”，也难怪。“当然，对中国语文享有治外法权的洋人、半洋人”（《七缀集》页128），又作别论。再者，“汉化”引导外国作家来入乡随俗，引不得法，很可能出点“洋相”。如林纾“把称呼词‘密司脱’译意为‘先生’，而又死扣住原文里的次序，把这个词儿位置在姓氏之前”（作“先生密而华德”），而“宗惟惠译《求凤记》……把称呼词译音，又按照汉语习惯，位置在姓名之后，例如‘史列门密司’、‘克伦密司’，可以和‘先生密而华德’配对”！捉置一处，相映成趣。这类翻译笑话，实际生活中不少。口译中的笑话，颇具现场效果，笑过即算。见之书面的，近年相继出了两本拉汉字典，penis一字，大的一本比小的一本释义多出“男性成员，男会员”一项。考此字意思，当如蜀人简雍所说“彼人欲行淫……彼有其具”之“具”。《拉丁语汉语词典》据称曾参照《拉俄词典》，想必从俄语мужской?ｙлен，犹英语virle member，照字面译出而致误。哪次会议，倘以penis计“男会员”，不知当以何字计“女会员”①？！
译艺只是钱先生文艺学总体研究中旁及的一小部分，属于附庸地位，但所取得的成绩并非最小：附庸在译界足以蔚为大国。以言译学研究，任公之后，一人而已。古人云：“志其学者必探其道，探其道者必诣其极。”钱氏之于译艺，庶几仿佛。《管锥编》著者正是凭藉文艺学的卓识孤诣，博采西方学术的胜义新理，立足于我国翻译传统，对古代译论发掘之，申论之，圆览之，超越之，把翻译理论与翻译理论研究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
①《管锥编》页1143论《笑赋》谓：
“自古言：‘不亵不笑’，不知其‘言’何出，亦尚中笑理；古罗马诗人云：‘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，此游戏诗中之金科玉律也。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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